（2005年2月4日）
《爸爸的舌头——天大谈艺录》 ，齐天大（齐一民）/著，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
当你用喜剧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时，你所看到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喜剧中的材料。同样，当你用悲剧式的眼光再一次打量它——这个世界时，你周边的一切人和事，就都令你可悲了。我无力再续写那《走进围城》，反思起来，是因为我写着写着，我观察着他们——那些个“城”中的人物时，包括我自己（新乔），他们的色调，就逐渐从第一种——喜性的，过渡到第二种——悲伤性的了。而在那时呢，我用于记述他们的手段——我的文风，还依然是喜庆式的，这就好比在人家的老公刚刚去世时，她——那个——“伊人”，还正在憔悴着，你却，在人家的丧事期内，用花腔男高音咏叹——这个世界多么的美好！
展开剩余86%这叫不伦不类！
这叫幸灾乐祸！
这叫心术不正！
这又叫——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一支喜色的笔，当流畅的写到“真痛”的痛处的时候，顿时会涩起来，会黯淡下去，会像毛泽东诗中说的千里江河“顿失滔滔”；会嘎然而止。这就是写喜剧者的悲哀。他们（我们）的哀伤处在于，这人世，没有不散的喜事，喜事办完了，悲剧就要开始。于喜事来说，婚宴散去后，就该是洞房内的“血光之灾”——那不是另一桩悲事吗？没错，好的喜剧性的故事——比如说幽默——的底色，都是昏暗的，悲情的，乐极生悲之处，是幽默华彩最妖艳的“境界”，但那种作为幽默底色的“悲”，是要有节制的，是不能悲到连“破涕为笑”都笑不出来的地步的。换句话说，作为喜剧的底色铺垫的“悲伤”，是不能演绎成、发展成真正的大悲剧的，比如说车毁人亡，比如说老娘再嫁人，比如说印度洋大海啸…… 那种悲惨之事一旦发生了，所有沙滩上排演着的故事——无论真喜还是真悲的，都不再是作为艺术手段的戏了，都应该立即叫停。
Stop！
小说者，到什么时候，都是一种玩物，都是一种艺术品。 Art——艺术，无论多么的逼真，都是旁观着的，都是供闲者打发时光的“Extra”——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永远无法取代真实的，因为真实的感觉和情感——那一个在注定的、固定的时刻发生的，仅属于那一个人和那一件事，之后随来的Art ——无论何种形式的，只是它——That moment和 That person，要不就是那一群人和那一段时间的摹写和复制。喜色的也好，幽默的也罢，真哭假哭的，都无法代替被海啸卷入海底的那一个人的那一个时刻的真正的感觉和伤悲。
何况是喜剧，我最擅写的喜剧呢？我之喜剧，只能短写，只能写短的，只能“揭短”，一写长了，我就转而用悲情观世窥世和觑世……，于是，这篇小短文，也只能粗描到此处，就停顿住了。
同日一
刚写下“同日”二字，就联想到“不可同日而语”那句话了。
“联想”电脑公司的新洋名是Lenovo——“那个新的”的意思。Novo是New的不知是拉丁文还是哪种孙子辈的拉丁文的词根吧。
同理，在“同日”，也可同日而语。
二
在朱光潜的《谈文学》一书中，有一段关于作者与读者关系的文字，说作者对读者的态度有这么几种：不视、仰视、俯视、平视，外加“普视”。朱氏举莎士比亚为例，以为莎翁的作品实在是太伟大了，能令全天下人读之，而且崇拜的无地自容。于是，莎氏就“普视”历代的读者了。这好比我说的“目中无人”。
我窃以为，写书者如同一个真实的活人，他既然活在人间，就与所有的人一样，在用不视、仰视、俯视、平视，或者普视、或许藐视——的种种眼神、角度和态度，观察着他四周的人，调整着他“与人共舞”的舞姿，度量着他“随遇而安”的心态和心术以及心机。然后呢，就那么活着和写着。写书人与常人不同之处，仅在于一个“写着”。不写书的人，也在每日不断的写，在心中写，在脑中写，在口中写，只是他们——那些不写书的人写成的作品——是不想让他人看的罢了。
难道E—mail、短信和儿女情长的私语，不是作品吗？
在我看，都是。
因此在我看，所谓的作者之态度，平视也好，藐视、不视和俯视也罢，都如同水中月和镜中花，那月、那花随时而变，随意而迁，因人而异，因事而别。是随时可调整，随处而千变万化的。
比如，在写这种“谈艺”的书时，我对它的读者们，是采用“藐视”的姿势的——因为它可能压根儿就没有读者。这本书很有可能是在本人的身后问世。那样，我所看到的他们——读者们，就小而又小，微而又微，只能在另一个世界中“远远”地瞧着他们——所谓的“藐视”嘛！“藐”者，“小”也。在另一个世界里，我能看到的在世之人，可能需放大后，才能分辨。
在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不知按朱氏的分类，对它——《石头记》的读者——那些后世的和后后世的，用一种何样的态度而写。平视乎？普视乎？远视乎、近视乎？
于我来说，有一句是真心话，那就是我并不寄希望于今世的读者和出版者——对我之书，做怎样的姿态和做何种的评价——那无异于短视和近视，那是在自寻短见，那是在自残自贱。我写的书，于我死时，当束之高阁，且无人问津。若问津者，请于夜深人静之时，摸黑，用梯子（那种一碰就倒的），同我书中的我，来隔世私语。
此吾之大幸矣。
那种读者，于我，是隔世而平视而仰视而360度全方位、而大眼对小眼——相视的。
我没把你吓坏吧！
又同日一
今晨，在当我奋笔疾书地描写“上述悲剧”的时候，还没起床的女儿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然后她自问自答到“今天是我十岁的最后一天！”——显然，她的生日是明日。
除此之外，我还可以补充——关于今天是何日：其一：今天2005年2月4日，是北京市属公园能够合法滑冰的——最后一个日子。从明天起，你再掉进冰窟窿里的话，那可就不是——北京市政府的责任了。其二，今天，还是我齐天大——号称“作家”的，在就业了20多年后享受的头一个可以在家里闷头写书的“寒假”（因为我第一次到某高校工作），而且，它——这一天，恰恰又是我的第一个寒假中的北京市政府宣布的“明天再掉进冰窟窿就是你自己的事了！”的头一天，并且它还是——我女儿的明天就再也不会再来的第10个年头的最后一天！
（由于我近日正研读着康德先生的书，所以写起文章来也多少有点受他文风的传染。）
二
刚才，我之所以用德国人的严肃和严谨以及晦涩难懂的语式来说明这——2005年2月4日在历史上存在的意义，是想解释说，在一个小说家的眼中，每天和每时每刻，这世界上，都在发生着故事。
我们——写小说的，正如我以前提到的，是用另一种——看故事和看戏的——Vision（视野）——来“看着”——Viewing这个星球上发生的故事的。
用这种眼光和情感，我四下，都是构成故事的素材；而我这样的人呢，既是真人，又是假人。作为“真人”的我，在以社会定位的身份——如父亲，如领导，如被领导的——活着并参与着周边的“活”。作为小说家呢，我则是一个旁观者，是个“假人”，是个“记者”，是个记录者。
我是个战地记者，而那“战地”，就是这如战场的人间。“它”——这人间，整日地明争暗斗着，而我——一个记者，既参与着，又没真正参与。因为我总有一种“角儿”和“戏子”的情结。我在演着戏和看着戏。我并没真斗和真伤人杀人。做一个“战地记者”，是要冷漠无情的，是要荣辱无动于心中的，是需保持绝对中立的，是需视鲜血如牛奶的——可我，有时却真做不到。我边发着稿子，边参与一边的争斗，我往往——比两边真正的勇士更勇。于是，过分的投入使写书的人，在中途失去了“记者 ”的立场和资格。我的“战地通讯”——小说，一再一再的被中止于半成半就之时，变成了那种种的——“未完成”。
战争，并未“未完成”；
其中，有众多的烈士；
其中，就包括了本该旁观的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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